我国村组干部贪腐成“真空地带”野豌豆

警惕村组干部贪腐成监管真空

由于法律界定有分歧，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力量不足、监管有盲区等因素，村组(社区)干部贪腐问题正处于群众不敢管、上级顾不上管、法律管不着的真空地带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梁娟陈晨

近期，西安市雁塔区丈八街道东滩社区主任于凡在其社区130余亩生活依托地联建开发中，利用职务之便向开发商索要好处费5000万元，并以高价承揽低价转包方式获取非法利益，涉案金额共计1.2亿元，成为雁塔区近年来查办数额最大的一起基层干部腐败案件。

《瞭望》新闻周刊在陕西基层调研发现，当前一些地方村组(社区)干部腐败呈现数量高发、数额巨大、窝案较多、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等新特点。而由于法律界定有分歧，纪检监察机关监管有盲区，办案力量不足等因素，又使村组干部处于群众不敢管、上级顾不上、法律管不着的真空地带。这一现象亟需引起重视并加强打击威慑和预防监督。

小官贪腐我的地盘我做主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陕西多地了解到，村组干部贪腐出现了案件数量、金额双增的新特点。

2012年以来，商洛市查处的村组干部职务犯罪，占反贪部门立办案件的六成左右。西安市户县渭丰镇保西村党支部书记王双停违法采砂获取金额119万元，曲江街道羊头镇村村委会主任何养正侵吞挪用集体资金1200万元等，都是此类小官贪腐案件中的典型。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在拆迁、回迁过程中，村组干部利用可支配资源寻租现象已越发普遍，不少基层班子集体腐败问题突出，且违纪违法手段不断翻新。

基层纪检干部在查处案件中发现，一些村组干部我的地盘我做主，向企业索贿、承揽工程时漫天要价，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开发企业多要给村干部份子钱、好处费。

虎狼式撕咬、狼狈式勾结、蜂巢式盘踞，一查一窝、一挖一串，受访基层纪检干部这样描述部分村组干部职务犯罪群体化现象。例如，商洛市山阳县城关镇五里桥村干部牛怀水、程宝良、张书朝三人在协助县政府协调山阳县工业福州苎麻园区开发事宜中公开向建设方分别索贿16万元、13万元和12万元。

在东滩社区案件中，调查发现，9名两委会班子成员均收受贿赂，大家均不提反对意见，形成塌陷式腐败。西安市雁塔区监察局副局长刘伟说。

同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截留、套取、侵占等方式对惠民政策补助款雁过拔毛的犯罪形式更加隐蔽。

山阳县一位检察官说，全县有86项惠民补贴，形式上虽然实现了一卡通，但在申报环节仍存在漏洞。犯罪分子往往采取虚列名单、偷刻印章、复印村民身份证、冒领等方式，或在申请审批过程中吃拿卡要，犯罪形式更加隐蔽。

打老虎、拍苍蝇对村组干部这样的小蚊子触动不大，十八大之后依然我行我素、拒不收手。有的村干部还说，我就是个农民，能把我咋样？受访基层纪检干部这样描述办案中村组干部腐败的状况。

群众不敢管、上级顾不上管、法律管不着

《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当前对村组干部这一群体的贪腐问题面临群众不敢管、上级顾不上管、法律管不着的尴尬，而一些身为人大代表的村组干部涉嫌腐败问题时，检察机关查处也面临掣肘。

其一，群众不敢管，上级顾不上管。部分受访群众说，在不少村子，村干部都是所谓的能人、强人，有的通过家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维系村组治理秩序。整日抬头不见低头见，村民大多对其腐败现象敢怒不敢言。如此状况也造成了有的村民反映了情况，去实地调查时又不敢出面举证。

西安市灞桥区纪委副书记宋孝红等多位受访纪检干部反映，在目前反腐高压态势下，纪委和反贪部门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状况，尤其是不少村组干部非党员和非公职人员的身份，使党纪国法难以约束和查处。同时由于村组干部腐败案件人多、取证难、成案率低和不计入工作考核等因素，使一些纪检干部办案有心无力。

其二，法律界定有分歧，形成监管盲区。商洛市反贪局副局长雷世俊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曾就村干部犯罪问题有一个立法解释和两个司法解释，规定了村干部从事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代征、代缴税款等七类情况，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当出现贪污、挪用公款或受贿犯罪行为，由检察机关查办。而当前移民搬迁、农业专项资金管理等腐败高发领域却不在七类情况之列，这些领域的贪腐问题被归为职务侵占范畴，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监管，形成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职能范围的交叉。

长期以来形成的职能定位，使公安机关的工作重点在刑事和治安案件上，直接查办村干部职务侵占案件力量不足，经验也较为欠缺。可以说，农村职务犯罪的情况很多，检察机关可管的却很少，公安机关可管，但查办的更少。一些基层司法机关干部坦言。